星通宝刷卡机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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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各项制度上借鉴、继承了以前各朝代的各种制度，如货币制度。清朝的货币制度与明朝的币制非常相像，一些名称、机构和具体措施略有改动，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晚清与外国的贸易、金融往来增多，使中国的各种制度，包括货币制度发生巨大变化，金融机构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情形。

相对于现代的货币制度，清朝的币制显得很复杂，其币材以银、铜为主，流通中的货币有银两、铜钱、外国银元，且形制、名称各异，清后期洋务运动时曾有机制制钱，发行过铜元、银元，直到民国时仍在使用。铸钱通常以合金铸成，如铜、铅、锡等，银两有重量和成色之分，银的单位主要是两，后来铸造的银元以元为主，铜钱的单位为“文、串、卯”，通常1串为1000文，1卯为12280串，各地还有些不同换算方式，实际流通中白银和铜钱大体分别承担了主币和辅币的作用。

白银是对外贸易中经常使用的货币，清朝廷曾铸银钱，史载“乾隆五十八年开铸新银币，分一钱五分、一钱和五分三种”，银币的名称有“乾隆宝藏”、“漳州军饷”、“军饷”等。清初时对外贸易顺差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中国人称外国的银元为“洋钱”，沿海地区流通的洋钱有马钱、花边钱、十字钱等等，十八世纪后英国向中国大量销售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前10年间，中国对印度的白银出超达3000余万两，清朝后期白银外流加之战争赔款，使清政府财力大为损耗，出现“银贵钱贱”的局面，货币制度更形混乱。

明清混乱的货币制度

清朝的货币制度，从一开始就是对明朝货币制度的有样学版，以银两与铜钱为主，大额交易用银两，小额交易用铜钱。但同样，在沿袭了明朝中后期的货币制度的同时，对其缺点也是全盘接收，甚至缺点被进一步放大。

终满清一朝，实际流通的银两成色不一、名目繁多，含银量、形状规制等数据各不相同。银两虽然作为法定货币的地位已经确立，但是由于一直没有统一的成色标准，虚银、实银标准更有不同，异常混乱。

从明英宗“弛用银之禁”到“一条鞭法”在全国确立白银的货币地位，再到整个清朝长达三四百年的统治时间里，白银从来没有演变为近现代货币制度意义上的铸币本位制形式，一直都是极为原始的称量单位，几百年的发展并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

中央集权皇朝统治下的明清两朝，由于过于强调稳定的政治体系，必然缺乏主动应对弊端的勇气与改革的动力。这也是导致明清两朝在外部白银大量流入的环境下并没有建立起类似西方近代国家那种贵金属本位货币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白银币制混乱之外，明清两朝虽然实行“银两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但是银两与铜钱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具备货币本位制度中那种明确的主辅币特征，不仅仅是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银钱比价波动很大，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银钱比价也是迥异不同的。

明、清两朝作为中国古代王朝集权与专制统治的巅峰，官僚群体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比之前的历代王朝更庞大、更复杂的官僚队伍，所以明、清两朝在货币制度的调整与革新方面的反应比前朝更加迟钝、缓慢。

明代就有学者开始反思中国币制混乱的现象，混乱无序的货币制度在历经明、清两朝数百年的时光后，终于在20世纪初叶寿终正寝，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贸易顺差：中国丧失货币主权

由于清朝白银币制的混乱，并不被包括英、法在内的西方主要国家所认可。这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为何明确要求清政府不得使用白银支付赔款的原因。最终清政府不得不采用印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墨西哥银元作为偿付货币，货币制度的混乱为中国的海外贸易方面造成了非常不必要的麻烦。

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行可说是由来已久，最早从明代就已经开始。从1550年代（明嘉靖年间）中欧海路开通，直到1800年代（清嘉庆年间），中国保持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贸易顺差，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的明帝国才被称之为“白银帝国”，汹涌而来的美洲白银让明清帝国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境。

流通的外国银元

银元之所以在明代开始逐渐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输入中国的外国银元币形统一、不用称量、成色稳定、很难伪造，也因此被当时备受币制混乱所困扰的中国商人们的热捧，也正是随着外币流入，中国开始有了新的货币单位“圆、角、分”，“圆”指的就是银元。

由于本土没有统一规格标准的银两，民间在交易过程中极为不便利，故而转用了使用与计算都更为方便的外国银元。外国银元作为一种易流通的标准化货币自然而然地取代了计算繁复、不易流通的银两。但是对此，清政府却是反应极为滞后。货币主权的丧失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重视。等到了道光年间，民间对外国银元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朝廷无法禁止，迫于无奈只得承认外国银元流通的合法性。

等到清朝灭亡的前两年，也就是1910年，当时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总数已经高达1.1亿枚，在中国当时的货币流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停滞的帝国

如前文所述，在鸦片战争开始前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保持了长期的贸易顺差，世界各地生产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但是随着19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爆发的白银紧缺危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处于不断地调整过程中。（随着日本等地出产的生丝、印度等地出产的茶叶开始在国际市场上部分取代中国生产的生丝、茶叶的地位，导致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生丝、茶叶的需求减少；加之在嘉庆后期、道光、咸丰年间，鸦片输入量却在迅速增长）。

出口量收紧、进口量却在增加意味着白银外流，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的白银外流，造成了清帝国境内普遍存在的银荒现象。

白银紧缩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足以造成非常大的困扰，在统一以银两交付的赋税体系下，作为国家赋役主要承担者的农民群体，在白银外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境况更为艰苦。因为主要持有铜钱以及实物（农、渔、牧业产品）的农民，需要付出更多的实物和铜钱来兑换等量的银两来缴纳赋役，这就造成了一种十分尴尬的情况，就是国家名义上并未增加赋役，但实质上民众的税负压力却是呈直线型上升的状态。

当时的西方各国在工业革命大潮的洗礼下，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带来了国家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上涨。但是晚清的中国仍然保持着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小农自然经济形态。这一形态下的中国长期保持着经济低水平的发展，无论是人均收入的不升反降，还是经济形态的停滞不前，都标志着中国开始大幅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

中国在近代的衰败并不是偶然性的历史事件。中国大历史周期中的明清帝国时期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一个停滞的时期，以货币制度而言，相较于宋元，已经大幅倒退的明清货币制度只是明清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一个缩影。明清两代君权的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专制管制的进一步深化扼杀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可能性，本质上来讲，近代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整体性的制度危机，这才造成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在面临近代化风潮时进退失据、力不从心。

制钱转向银元的变革：中国货币体系逐渐与世界接轨

以银两、铜钱作为主要形态的明清货币体系在清代中晚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晚清货币体系濒临崩溃的危险中，事实上也蕴含着变革的重大机遇，在外国货币的冲击下，严重落后于时代的中国货币体系终于开始与世界接轨，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行直接倒逼中国主动改革本国的货币制度，诸如龙洋、袁大头等本国自制银元开始出现，而国内采用机器铸造的自制银元在金属成色、外观形状等等方面并不逊色于外国银元。

在银两逐渐被外币以及自制银元取代的同时，在中国流行两千余年的制钱制度也走到了尽头，除了清朝政府从咸丰年间开始铸行虚值大钱败坏了制钱的信用和形象外，诸如香港等地引入的辅币制度也给了走到尽头的制钱制度以最后一击，港英当局发行的“铜仙”为机器铸制、形状与银元相似，与采用传统手工业范铸工艺的圆形方孔铜钱相比，不仅外形更加精美，也更加耐用，制造成本却又低于范铸工艺制造的铜钱。更为重要的是，“铜仙”从面值上来讲，相当于“壹圆”银元的百分之一，由于其外形精美、坚固耐用、很难被仿制，得到了民间的认可与欢迎。

“铜仙”的种种优点，对于当时面临严重财政困难的清政府而言，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已有十七省先后开始铸造铜元。各省铸制的铜元虽然省名、花纹各不相同，但正面都有“光绪通宝”四字，成色重量都与香港“铜仙”十分接近。清政府为统一各地铸造铜元的标准，下令各省铸制的铜元采用相同的形状规制，铜元正面有“大清铜币”四字。

按照梁启超在《各省滥铸铜元小史》中的估计，仅光绪三十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4年~1908年），各省铸造铜元数量就高达120亿枚。作为小额辅助支付手段，铜元的发行数量已是非常可观，短短十年左右时间，铜元已经在绝对多数场合取代了传统制钱的辅助支付手段地位。

而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始，由于铜元发行量的失控，为避免民间通过银、钱兑换比例套利，新制造的铜元不再铭刻“每百个换壹圆”的铭文，而改为“每枚当制钱十文”。这意味着什么呢？铜元与银元按照固定比例的兑换关系从此脱钩，而是改为与制钱按照固定比例的兑换关系进行挂钩。铜元从作为银元的辅币，变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铜币。这对于长期面临白银外流的晚清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个有利的变革。铜与银的兑换比价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行动态的调整，不再拘泥于过去无法因应经济变化的固定兑换比例。

对银两制度的挑战：“磅亏”带来的巨大损失

晚清时期，由制钱转向银元的变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算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作为主要交易货币的白银制度，虽然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始终并无根本性、革命性的变革举措。除却前文列举到的使用银两带来的种种不便之外，对银两制度存续机制更大的挑战实质上是“磅亏”。

“磅亏”实际上指的是1935年法币改革前，对国外支付货价、外债和赔款时因金本位货币英镑汇价上涨所造成的损失。

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均不约而同地采用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而作为当时世界霸主的英国，其货币英镑成为实际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由于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采用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导致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了金贵银贱的趋势。银本位的中国在与世界各国进行国际贸易以及金融结算时，主要的货币结算单位是英镑，而英镑是以黄金计价，在当时金贵银贱的趋势下，作为银本位国家的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经常会面临严重的汇率损失。

1901~1902年，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市场，银价持续暴跌超过23%，这就导致仅“庚子赔款”一项造成的“磅亏”每年就达到200多万海关两白银，给清政府财政带来如此严重亏空的“磅亏”让清政府不得不开始正视是否应当进行货币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来改善这一不利局面。

由“磅亏”（汇率损失）带来的白银虚耗和财政赤字危机，让币制改革成为晚清朝野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币制改革的巨大阻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从1903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提出《中国银价确定金价论》一文，主张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虽然清政府朝野也有有识之士主张改铸银币，但最终这些币制改革方案仍然都是无疾而终。这是为何？虽然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各国的利益点不同，导致各国对清朝币制改革方案的态度不尽相同。但阻碍晚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阻力还是来自于内部，诸如张之洞等等一众实权地方督抚对改铸银币、货币单位从“两”改“圆”的反对态度最为激烈。可笑的是，近代中国第一种机器铸制银币——“龙洋”，却是张之洞在担任两广总督（1884年~1889年任职）时，在广东银元局首先开始的试铸银币，作为率先开启自铸银币风潮的晚清洋务派官员代表，却成了晚清货币制度改革反对力量的最大代表，这还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最后，清廷于公元1905年宣布，继续维持以银两为单位的货币制度，但也并没有将各省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仍然各行其是。

在当时晚清货币制度改革争议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奇异的画面。当时清廷朝野上下普遍对现代化货币制度的认知极为缺乏、完全不知道货币单位的重要性，但朝廷官员、民间人士又都不屑于对西方的现代化货币制度进行具体研究。

在当时，对于精琦、赫德等人提出的币制改革方案，除了时任户部尚书赵尔巽等极少数官员外，大多数官员甚至还没能完全理解精琦、赫德等人提出的方案，就已经开始附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们的反对意见了。不得不讲，权力带来的诱惑是巨大的，一众地方实力派官僚的带头反对，使得大多数墙头草一般的官僚们选择了随声附和，而不是拥护更具可行性、更具现实性的改革方案。

张之洞反对货币制度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出现了货币发行地方化的历史现象。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规制为核心内容的币制改革方案必然会伤害地方督抚们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一众以改革者自居的洋务派地方官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清政府推进币制改革的根本原因。

对晚清货币制度改革一直十分关注、并主张采用金本位制的梁启超对张之洞反对币制改革的抨击言辞也十分激烈，直接称之为不专业的门外汉。等到1909年，反对币制改革的张之洞等人先后去世后，清政府统一币制、收回铸币权的努力才终于得以实现。

1910年（宣统二年）4月，清政府正式颁布《币制则例》，正式确立银本位制度，规定国币单位为“圆”，以重库平银七钱二分、成色900‰的银元为主币。

但是，步履蹒跚的泥足巨人——满清已经追赶不上历史车轮的行进步伐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统治中国长达267年的清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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